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叶敬忠、吴存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叶敬忠、吴存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政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农民分化、土地权属与城乡关系做了重要论述。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小农必然消亡；他们认为农民的分化与无产阶级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必然结果；他们声明农业资本主义必然要求土地集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土地私有制将被公有制取代；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经过城市盘剥乡村的过程，但一定阶段后应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将视域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国际关系、由生产领域延展到市场领域。他们指出，雇佣劳动并非农政转型的必然要求，市场关系成为重要指标，农民分化具有多元复杂性。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政研究亟需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农政转型；农政变迁；国家发展 

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无论是改革初期的“如何实现发展”，还是深化期的“如何实现更快发展”和新时代的“如何实现更好发展”，国家发展一直是中国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如何转型变迁以及未来何去何从——即国际学术界通称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治治理的重点。与中国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相比，“农政问题”概念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四维一体。

在此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思潮均有深刻的学术分析、深厚的知识传统和清晰的脉络延承。最为经典的当属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农政问题》、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A.V.Chayanov）的《农民经济组织》这三部著作。从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论经典开始，“农政问题”一直是百余年来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建立在这些经典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围绕“农政问题”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脉络，研究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转型过程即农政转型（agrarian transition）问题，建构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变迁的相关理论即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理论，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既可以与百余年来的理论经典进行对话，又可以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当代学术成果进行对话，同时还能为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处理和解决新的“农政问题”提供一种学术分析和理论解释的视角。

这里需要对有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农政（agrarian）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农政问题”由考茨基在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Kautsky，1988：12），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内涵也有相应的调整。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转型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农政变迁”则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叶敬忠，2018）。

对农政转型与变迁的阐释包括五大经典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这五大理论框架被用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农政研究之中。为了阐释和建构中国农政变迁的特殊现实和特殊理论，农村社会研究十分需要深入分析这五大理论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基本观点和分析逻辑。本文考察的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思想。

二、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

19世纪4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劳动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其立场逐步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继而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由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信念（马克思，2004a：16-18；韦建桦，2014）。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核心思想的逐步确立，首先在于坚信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其次在于坚持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的探讨也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革命这一中心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假定社会由基于生产关系的各社会阶级组成，故此以阶级为分析单位，研究基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逐步集中到在社会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则沦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力，整个社会日益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阵营。在农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过程亦伴随着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区隔；同时，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向农业资产阶级集中，小生产者相继破产并沦为农业无产阶级，中等农户也因受到排挤而沦为无产者，农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力愈发展、经济愈发达，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就愈激烈，资本主义制度就愈趋于终结，但资本主义阶段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依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进步就是以前诸发展时代的收获之积累”（考茨基，1955：8）。因此，与沙宁（Teodor Shanin）对《资本论》的评价一致，马克思主义并未投弃进化论与现代化发展铁的必然性这一思想内核（沙宁，2008：69）。

关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及其变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以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95年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1899年考茨基的《农政问题》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代表成果，其核心内容关涉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以及农村社会的变迁如何促成整体社会的转型。马克思的论著主要阐述当时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农政转型，也即15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佃农被暴力剥夺土地、被迫分化为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过程，这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延伸与讨论的空间。同样，对农民社会分化的考量也是恩格斯写作《法德农民问题》的基础，他尤为关注工人阶级政党如何与小农阶级结盟的问题。换言之，恩格斯对农政问题的关切有着明显的政治目标（Byres，2012：13）。

19世纪末期，考茨基和列宁继承并适当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政思想。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农民被暴力驱逐的分化思想，他们认为是工业化促进了农民分化，并由此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欧洲西北部出现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与恩格斯偏重于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视为一种在农业领域独立发生的过程；而考茨基和列宁所考察的则是处于俄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政转型，他们是从包括工农部门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的，即将工业和农业的转型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体两面。这种理解方式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农政研究影响重大（王立新，2008）。考茨基与列宁的研究也各有侧重。考茨基在《农政问题》中阐述了农业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特征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趋势。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则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考茨基关注资本主义在多国的发展趋势，列宁则更聚焦于俄国的具体现状。考茨基主要呈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及如何抑制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则强调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无论如何，二者都促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分析农政转型问题（王立新，2008）。

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列主义”在俄国取得的胜利，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且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现代哲学结合，产生了十余个重要流派（周穗明，2003；游兆和，2010）。这些流派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内核，其共同特征是修正、改造马克思主义以及脱离革命实践而开展学院式的哲学文化批判。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称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类学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思潮风靡于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并于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登峰造极（麦克莱伦、张双利，2000）。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再度发生分化。自20世纪70年代至世纪之交，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扩张，经济政治领域的发展主义浪潮席卷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结合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以及全球化理论等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顺势而起（周穗明，2003；游兆和，2010），关注经济政治领域的研究明显增多。其中，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于探索和阐释新形态下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这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国际学术期刊《农民研究》（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和《农政变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的创办等可见一斑（Bernstein & Byres，2001）。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思想观点进行过总结（孙连成，1984；何增科，2005；邢艳琦，2005；张德化，2012）。哈曼（Oscar J. Harmmen）、沙宁与春木棉（Haruki Wada）等对马克思农政思想的阐释被何增科、周凡（2008）编译入《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这些成果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思想的重要参考。

三、农政变迁：农业发展、农民分化、土地集中与城乡分离

（一）农业变迁：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思想根植于其宏大的社会形态构建和现代化发展叙事之中，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揭示了利用机器和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何增科，2005）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认为农业的发展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更是争取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马克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马克思，1961a：347）。农业生产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农业部门的高生产率可保障工业部门的原材料供应、劳动力的低成本供给和可出售工业产品的农村市场的稳定，从而刺激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马克思之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争取革命同盟军，愈加关注农业发展问题。这在考茨基和列宁的系列论述中尤为突显。列宁明确指出，“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列宁，1987a：284）。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适应城市工业化的进程，还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思想蕴含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农耕的历史规律，即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性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使农业成为工业发展的稳定基础，农业发展必须契合工业发展的步伐。随着城市机械工业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既是工业生产在原材料、自由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方面需求扩大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农业的商品化、资本化、企业化、工业化和社会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何增科，2005），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阐释，即“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列宁，1987b：49）。日益发展的劳动分工和机器使用是资本主义农业的标志（考茨基，1955：52），所以“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2004b：912）的小生产必然会遭受大生产的排挤。考茨基坚定捍卫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详细论述了大生产在使用先进机器、进行科学的劳动分工以及便于获取货币等方面的优越性（考茨基，1955：131）。列宁明确地定义道，“资本主义农业=商品生产+雇佣劳动”（列宁，1990：24）。考茨基虽然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判断，但也注意到农业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小生产者对资本主义农场有利的一面，阐明了小生产不会在近代社会彻底完结的原因（考茨基，1955：133-142）。正是小农农业的特性与自身逻辑构成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解构资本主义逻辑的理论核心。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表明，农业转型的发展路径和动力因素也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农业的转型“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完成（马克思，2004a：82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英国式发展路径：自耕农被暴力驱逐出土地，转变为农业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考茨基进一步将观察对象扩展到法国、德国和美国，论述各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新现象，并揭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发展模式的“普鲁士式道路”（汪澎、朱静，2011）。列宁则区分了“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和“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两种发展类型（列宁，1988：295）。对于前者，封建地主阶级转而投身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将农奴转变为靠工薪生活的农业工人；对于后者，资本主义农业出现于曾经独立的小规模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当中（伯恩斯坦，2011：44）。尽管农业转型的路径和方式因时因地而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但从传统农耕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方向与趋势是马克思主义铁的规律。

（二）农民变迁：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中没有单一的农民阶级存在，农民已经或正在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各阶级农民之间因需求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继而其阶级意识与阶级立场也不尽相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研究涉及到封建依附农的解放、自由小农阶级的诞生、农民阶级的分化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等问题（何增科，2005）。恩格斯尤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与小农结盟的实践性问题。考茨基、列宁则主要关注农民分化、工农联盟及无产阶级执政后的农民政策。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角色的摇摆性与革命的坚定性之间的矛盾、政治的脆弱性与斗争的主动性之间的矛盾、私有制的保守性与工业化的先进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延续自身生存的需要与土地私有制必然灭亡之间的矛盾（王明，2014：II），也可概括为革命的需要、工业的发展与特殊的农民文化之间的矛盾。在此矛盾运动中，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民必然发生分化与无产阶级化，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农民变迁思想的核心。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分化既是农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必然结果。中世纪以后，资本对农业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强度超过农民对封建贵族的依附性，货币也成为城市市民阶级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恩格斯，2016：129-131）。随着商品经济在农村的蔓延与发展，英国率先出现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英国农村逐步形成人口的“两极分化”，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他们所雇佣的无产阶级；部分被剥夺的农民则流入城市，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双重自由劳工”。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也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旧的宗法式农民已分化为富农、中农和小农；在未来，小农必然会被彻底瓦解，绝大多数中农会沦为贫农或破产为无产者，继而形成农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列宁，1987b：53）。这种社会分化是一个永久的、两极化的经济过程（Lenin，1982：130-138）。这显然与恰亚诺夫以“人口分化”为基础的“贫富循环”论形成了理论交锋（恰亚诺夫，1996：130-138）。此外，列宁、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农民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使失去副业或部分生产资料的农民愈加依赖市场，继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与扩大的基础，并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深化发展（列宁，1987b：129；考茨基，1955:21-24）。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生产关系是原始的、落后的，且必然会消亡。“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马克思，2004b：919）。小农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虽然经营着自己的小块土地，却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不断遭受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与榨取，有着同工人阶级一样的甚至更加凄惨的境遇（恩格斯，1965：568）。简言之，小农既具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兼容的固有缺陷，又同工人阶级一样遭受着剥削而难以维持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终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裹挟下沦为无产阶级。然而，直到19世纪末期，马克思关于小生产“必然要被消灭”（马克思，2004a：873）的预言仍未实现。对此，考茨基认为，小生产者虽尚未消亡，但已沦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商品，资产阶级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才令这些小生产者继续存在（考茨基，1955：191-195）。这一论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解和阐释复杂的“劳工阶级”打下了基础。当然，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将不再私有，而小农也终将变成社会的劳动者（考茨基，1955：196-198）。

最后，马克思主义对小农的阶级意识与抗争意识进行了辩证的解析，明确提出国家不能强制消灭小农的发展观念。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判小农的分散性、保守性、被动性和狭隘性。最为经典的当属马克思对法国小农分散性的论述，即“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1961b：217）。恩格斯更将德国农民的分散性、被动性展露无疑，指出，“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恩格斯，2016：34）。这种小资产所有者所固有的保守性和狭隘性是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2016：8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也具有抗争意识，并坚信占各国人口大多数的、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牺牲品的农民（尤其是农业工人）是城市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在“一袋马铃薯”的表述之后，马克思又清楚地表明农民并非总是或并不一定是“一袋马铃薯”（周凡，2008：9）。同时，恩格斯创作《德国农民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向19世纪的德国工人阶级展示德国人民所拥有的抗争意识与革命传统（恩格斯，2016：21）。因此，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小农必然走向灭亡，故此没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加速其灭亡；相反，工人政党应该留给小农思考和适应的时间，并将他们吸引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三）农地变迁：土地集中与土地公有制

马克思最初在批判重农学派以地产作为社会财富唯一来源的问题时关注到了土地问题，之后又在政治经济学有关地租、私有财产等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马克思，2014）。此后，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需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工人政党内部争论逐步激化等现实的影响（阮斌，2017：11-17），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消灭小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基本思想。考茨基、列宁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因此，关于土地问题及其变迁，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土地所有制问题，并多在农业生产关系和土地纲领中加以讨论，既强调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的集中化，又主张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以土地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并采取农民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组织化经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小土地所有制既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难以满足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需要，所以应当推行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化经营。马克思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其性质上是排斥机器与技术的，快速更迭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只有在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中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他严厉批判了法国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认为该制度完全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还将严重妨碍土地国有化的形成（马克思，1964：65-66）。恩格斯也指出，“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恩格斯，1963：368）。考茨基、列宁则详细阐释了土地的大规模集中经营在减少土地浪费、防止生产工具闲置等方面的优越性（考茨基，1955：50-51；列宁，1987b：201）。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分散的小土地应当也将会愈来愈集中，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农业机械与愈来愈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分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凌驾于一切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代，土地的规模化、集中化取代小农土地分散性的规律和实践仍然没有突破土地私有的框架，资本家对土地经营权的垄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应当彻底将土地私有制改造为土地公有制，并实行农业的合作化生产。马克思坚信“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土地国有化具有“社会必然性”（马克思，1964：65、67）。他认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全消灭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自觉组织起来从事社会劳动的基础（马克思，1964：67）。《论土地国有化》一文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对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构想。同时，为吸收小农，使其步入农业合作化，应将小生产者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合作社占有，并“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恩格斯，1965：580-581）。考茨基和列宁进一步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考茨基，2008：209-215；列宁，1988：224）。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尤为尖锐地批判了在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的背景下盲目鼓励扩大公共地产、鼓励国家支持合作社的建议，并坚定指出土地的国有化应以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前提（马克思，1964：66；考茨基，2008：210-21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也是不断完备的过程。他们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不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土地公有制：第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土地的国有化；第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应该促进小土地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第三，在俄国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应该促进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孙连成，1984）。

（四）农村变迁：城乡分离与城乡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与城乡差别是社会分工细化、工农业部门分离以及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与城市易于集中土地、具有技术和资本的发展优势相对，乡村固有的“分散而闭塞”的缺陷严重阻碍其自身的发展；同时，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持续汲取乡村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与农业资本，使其逐渐丧失发展动力。所以，城乡二元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必然性（张德化，2012）。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灭城乡差别”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是封建残余的沃土与文化的荒漠地带，具有原始、野蛮及落后等特征。这些特征既是农村现有生产力低下的直接原因，又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马克思、恩格斯，1960：57）。正是这种不符合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大规模和集中化要求的特征使农村的经济转型远比城镇缓慢（考茨基，2008：234）。此外，农村民众的教育和智力发展也存在较大缺陷。这种文化的落后既与农村的封建性和闭塞性密切相关，又与小农生产过度耗费家庭劳动力（尤其是儿童）有关，其后果是在农村中难以找到配合机器生产的劳动力，使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普及率和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从而阻碍农村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考茨基，1955：53）。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必然要经过工业排挤农业、城市盘剥乡村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的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城乡对立是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这种对立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进步表现。正如他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马克思、恩格斯，1960：56-57）。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城乡分离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既非重商主义所强调的货币创造财富，也非重农学派所主张的土地创造财富，而是有意识的人类劳动实践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1960：57）。

考茨基和列宁具体呈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农村变迁的过程。一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的工业发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列宁，1987b：20）。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的排挤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甚至城乡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都在加速小农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其愈来愈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考茨基，1955：256-259）。三是农村资本的外流。绝大多数的农业资本家兼为工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致使农村绝大部分的地租、贷款利息纷纷流入城市。换言之，资本主义愈发展、城市工业化愈加速、农村资源愈向城市集中，农村就愈衰败，城乡差异就愈大，城乡对立也就愈加深。

最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建议。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统一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但要满足这一条件还需要许多物质前提（马克思、恩格斯，1960：57）。首先是将机械、科学技术融入农业生产过程，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马克思，1964：65）。其次是国家支持农业，改变生产组织模式，实现合作化生产。工人政党在夺取政权后以剥夺或“赎买”大土地占有者、示范和帮助小土地占有者的方式将土地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恩格斯，1965：580-585），并在实现土地国有化、完善合作社经营制度后为合作社经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支持（考茨基，2008：210-215）。最后，是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均衡的分布。在消除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农民向城市“迁移”是一种为其带来经济收益、助其摆脱束缚的进步现象（列宁，1987b：218-220），但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应当鼓励人口在全国均衡分布，建立工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帮助城乡之间实现平衡发展（恩格斯，1964：313）。

总之，关于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囿于民族国家框架，主要讨论农业生产领域，主张资本主义农业的标志是“商品生产+雇佣劳动”，提出资本主义农政变迁具有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小农走向无产阶级化、土地私有化或商品化以及农村内部阶级对立等基本特征。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农业的完全形态并没有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相反，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深化，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生发了不同形态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在此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世界格局中结合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时空情境重新思考各国农政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形成机制，引申或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农政研究理论。

四、新近发展：当代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一）当代资本主义农政转型的多元路径

20世纪中后期，亚非拉新近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还是农业社会，亟需解决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及社会转型等关键问题。马克思以英国为例阐释了原始积累所涉及的诸多要素，具体包括：土地等财产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农民被强制驱离土地，失地农民成为“双重自由劳工”，以殖民、新殖民和帝国手段侵占他国资产，外汇、税收和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高利贷、国债等激进的信用体系（Harvey，2003：145）。但时移世易，这些国家的发展处在资本主义市场持续扩张的进程之中，他们“当下的农政问题”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农政问题”（Bernstein，1996）。资本主义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竞争性市场。这种竞争属性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组织起来作为工业基本要素在市场上买卖，即“虚拟商品化”。一旦它完全控制了人类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的使用，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彻底毁灭（波兰尼，2017：238-240）。在此意义上，战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农政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发展实践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分析当代农政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在理解以下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由何而来？此过程引发了怎样的农政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扩张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与农政转型？这些实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

马克思所论述的原始积累诸要素在资本主义初始发展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在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发了巨大争议。20世纪50年代备受瞩目的斯威齐（Paul M. Sweezy）与多布（Maurice H. Dobb）的“转型之争”代表了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两条不同路径：其一是外部贸易、市场关系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其二则是内部社会关系变化引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伍德，2015：32-37）。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布伦纳（Robert Brenner）可分别被视为斯威齐和多布思想的继承人，他们沿着各自的理论传统对资本积累和农政转型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论断。在沃勒斯坦看来，自15世纪以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就利用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机制将剩余从外围向中心转移，这为西欧国家创造了原始积累并促进其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却使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因经济剩余的流失而长期陷于贫困之中（沃勒斯坦，1998：463-467）。沃勒斯坦认为，农政结构是在各国谈判国际分工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这提供了一个关于农政结构的世界历史视角，挑战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农政研究（McMichael & Buttel，1990）。持有此种主张的还有弗兰克（A. G. Frank）、阿明（S. Amin）和阿里吉（G. Arrighi）等。阿明认为，外围国家从根本上摆脱对中心国家依附的状态是实施走向社会主义的“脱钩”策略，即“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非相反”（阿明，2013：36）。同时，在可预见的21世纪，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接受小农存续的现实，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必须处理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土地改革必须放弃私有产权的幻想（Amin，2017）。

布伦纳则提出了“社会财产关系论”，从生产者之间、剥削者之间以及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来解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农政转型的动力。他强调英国“竞争性地租”的资本主义特性，提出生产者即便尚未完全与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相分离，也依赖市场获取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受制于市场竞争的迫切性（布伦纳，2016：168-187、291-320）。受布伦纳的影响，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也认为，“一旦市场迫切性最终被确立，即便是最绝对的财产所有权也无法抵御其带来的冲击。因此，市场依赖性是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伍德，2015：108）。换言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将雇佣劳动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农政转型的前提，布伦纳和伍德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发生在大规模无产阶级化之前。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剩余贡献给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却并没有像英国（包括考茨基和列宁所研究的普鲁士和美国）那样发生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受考茨基与列宁思想的影响，拜尔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关注工业化以及农村对工业化的贡献，他认为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发展（Byres，1996：xvii）。拜尔斯对这些转型之路进行了区分，即由地主阶级推动的普鲁士式“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由农民分化推动的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以及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式道路。其中，东亚式道路与前二者的关键不同在于，“政府对农民过度征税并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以此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但却没有转化为农业资本主义（Byres，1996：23-26；伯恩斯坦，2011：47）。换言之，不同于列宁和考茨基的判断，拜尔斯从日韩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得以完全建立的社会也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与农政转型。

这意味着，伴随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的持续发展，尤其是90年代苏东剧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化，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纷争，当代马克思主义开始进一步思考农政转型与无产阶级化的同一性及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他们在吸收和融合经典思想核心的基础上（显然争议依然存在），结合不同的农政转型模式，将研究视域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国际关系格局，将农政转型的外延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由生产关系扩展到市场关系，进而对当代原始积累与农政转型等展开深入剖析。

在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基础上，哈维引申出“剥夺性积累”的概念，指出了更多复杂的、具有隐蔽性的剥夺机制。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马克思所阐释的剥夺形式依然存在，其深度远甚于他与其他经典作家的叙述，如信贷系统、金融资本等在投机与掠夺资产中的作用力；并且，全新的剥夺机制已全面开启，在知识技能、生物基因、生态资源、文化形式以及智力创造力等方面制造了新的私有化、商品化和积累的领域（Harvey，2003：147-148）。此外，哈维不认同马克思对原始积累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过程的判断，他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持续性特征（Xu，2018：5-6）。因此，伴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种剥夺性积累成为发达国家应对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如所谓的“全球土地攫取”（博拉斯，2016：153-156）。尤其是随着信息与生物技术以及基因工程领域的大发展，当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等不再被视为外部的、可开发的生态领域，而是被视为可交易、掠取和剥夺的储备资本时，农政研究将面临众多前所未有的复杂议题（埃斯科瓦尔，2011：233-240）。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罗郁聪和潘天顺（1982）指出，在高度依附于资本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即便表象上雇佣工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减少，但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农业发达的表现，因此不能僵化地认识资本主义农业中雇佣劳动的问题。同样，古德曼（David Goodman）和芮德克里夫特（Michael Redclift）认为，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如果在实际上服从于城市工业资本积累的需要且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各种方式为城市工业资本主义所榨取，那么这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也应被视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生产者也应被视为特殊类型的农村无产阶级（转引自王立新，2008）。概言之，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已不必然需要劳动力与其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

商业资本主义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巴纳吉认为，没有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范式和阶级结构，也不存在任何单一的、不变的或“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他认为，把农业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吸纳劳动力的形式更为有用，其基础是将农业视为一门生意的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剥夺和控制。这种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形式，不限于以现金支付日工资的形式，劳工阶级还可以作为农场仆人、分成租佃农、没有订契约的佃户等多种面貌出现（Banaji，2002）。这一分析不同于英国范式的历史本质主义，其灵活性表现为农业资本家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更加多元化、资本家所从事的实体（如种植园、大庄园、农场等）更加多元化以及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理解更加深层化。也就是说，农业资本主义可能以各种劳动剥削形式出现在任何社会形态中。

此外，巴纳吉认为，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研究应当扩展到对商业和工业资本如何渗透、控制和重塑农村及农村关系的考察中（Banaji，2016）。伯恩斯坦呈现了资本和国家将农民纳入商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多种控制方式，指出农民与资本的关系可以不由雇佣劳动而由家庭生产形式进行调节（Bernstein，1977）。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中心逻辑是“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而不论是私有还是公有，也不论是小生产还是大生产，都意味着使农民更深地陷入市场之中，为出售商品而进行生产，同时也购买和使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伯恩斯坦，2011：111-112）。这使得当前农村的阶级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出现越来越多的直接和间接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日常再生产的“劳工阶级”（伯恩斯坦，2011：167-168）。

概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并非资本主义农政转型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形成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的机制与动力复杂而多元，而且愈加隐蔽。

（二）当代中国的农政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得到快速推进，农业生产、农民群体、农地关系和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可以追溯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代中央领导的重要论述。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农村公社化做过探索，邓小平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自主化和农村工业化，江泽民提出要走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道路（任军利、王新华，200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走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林星、吴春梅，2016），并强调要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李明，2017）。事实上，习近平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沿用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思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显然，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确实不同于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亟需置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研究。

然而，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农政问题”，因为未能被正确理解和恰当译介而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120年。大量以“农政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究与学术成果——那些有关整体性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化发展以及该过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的全方位结构转型问题的浩繁文献——在中国学术界被分割成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方面的单维度的学术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最接近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的意涵。“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时，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也应该立基于多年来丰富的“三农问题”研究成果（叶敬忠，2018）。部分国内外学者在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方面已经做了诸多探索，补充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农政研究。

首先，不同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与哈维的“剥夺性积累”，阿里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建立了“无剥夺积累”理论。他认为，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避免了农民被完全逐出土地，特色乡镇企业实现了一种工业剩余，且再投入农村社区，形成“地方内部循环”（Arrighi，2007：361-367）。这意味着资本原始积累不一定要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也可以以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的方式完成。与之相似，韦伯认为，中国的原始积累巧妙地混合了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转型以及城市扩张和资本下乡等方式，形成了复杂的、本土化的（非暴力）剥夺—市场机制（Webber，2008）。张谦和杜强同样高度肯定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助推土地流转并整合为大规模经营、防止农民土地被英国式暴力剥夺、塑造中国农民与农业企业间的独特关系以及最大限度保护农民不受外部资本的过度支配、剥削和剥夺等方面的效用（Zhang & Donaldson，2008，2013）。

其次，中国的农政转型伴随着“去小农化”的过程。张谦和杜强认为，农业资本化正在中国扩张，主要表现为资本、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正日益受到农业企业的控制，同时直接生产者愈来愈多地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Zhang & Donaldson，2008）。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但农业领域仍以农户为主要生产单位，农村经济形态呈现出“没有去小农化的去农业化”特征。此后，随着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迅速而持续地扩张，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农政转型之路，加速了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在农业领域的扩散。中国农村出现了六种“非小农式”的生产方式，其主体分别是商业农民、企业农民、合同农民、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农场工人、半无产化农场工人以及无产农场工人。这些分类代表着农业现代化在中国乡村发生的多种路径以及去小农化是如何沿着每一条路径而展开的（Zhang & Donaldson，2010）。与此不同的是，黄宗智等（2012）将单位土地资本投入的增加与低雇佣劳动的并存归纳为中国农业“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发展特征。

再次，中国的农民分化深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伴随着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国农村出现了五个市场地位不同的新兴阶层：资本性雇主、商业农场主、农业与打工双重性家庭、计薪工人和自给自足小农。一旦农业被整合到资本循环体系之中，它就会跟随资本的固有逻辑产生类似的分化（Zhang，2015）。资本对中国农政转型的影响不是瓦解家庭农场或农村劳动力的无产化，而是将农业生产纳入资本的跨部门流通之中，进而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占有家庭生产的剩余（Zhang，2013）。因此，当前中国的家庭农业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普通农户看似在进行自主经营，实质上已经被整合进入资本农业的体系之中，从维生型农业耕作转变为逐利型农业经营（陈义媛，2013）。

最后，中国农政转型的动力机制具有多重性和多主体推动性。受拜尔斯思想影响，严海蓉和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政策不仅鼓励分化、扶持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积累，而且鼓励资本下乡、推动自上而下实现资本积累，因此中国的农政转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业资本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严海蓉、陈义媛，2015）。孙新华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是农政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转型表现为规模大户在生产、农技服务等层面对小农户的取代，结果便是农业资本化程度的加深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孙新华，2015：193-194）。焦长权和周飞舟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指出，地方政府依托弹性土地政策、惠农政策和支农项目等方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村，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焦长权、周飞舟，2016）。可见，在当前中国的农政转型过程中，资本有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动力，同时资本也借助政府制度和政策制定来实现对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改造或利用。

概言之，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源于“无剥夺积累”，中国的农政转型并非一定以农业雇佣劳动为前提，可以在保留农民家庭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变（王立新，2008）。但是，一旦农民的家庭生产进入整个资本循环，即便生产领域的自主性掩盖了流通领域的从属性（武广汉，2012），结果也会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的转移和被剥夺（Banaji，2016）。

五、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的内在张力与中国化

总体而言，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两极化”或“消亡论”的主张，当代马克思主义主张：农业现代化发展并非一定要消灭小生产者，而是可以将其整合进现代化生产体系；小农的无产阶级化也并非一定要剥夺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还可能存在更多、更复杂的“劳工阶级”或“隐蔽的雇佣关系”（陈义媛，2016）。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属于理论传统内部的张力，其根源在于理论创始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的高度抽象。当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被用于阐释不同时空情境下具象的农政问题时，必然会引致诸多观点的张力与争论。

关于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论述，当代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引申或修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关于研究的局限。当代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重点研究民族国家的局限，在世界格局中讨论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2）关于农政转型的两种分析路径。经典作家重点研究生产领域与生产关系，强调产权转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因此农政转型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力商品化与无产化以及资产阶级直接雇佣劳动力并通过剥削其剩余价值形成资本积累，这一分析路径可归纳为工业化模式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当代学者侧重流通领域与市场关系，强调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市场化与商品化，但并不要求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因此当代农政转型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高度依附于资本与市场以及资产阶级间接剥削生产者的经济剩余，这一分析路径可归纳为商业化模式在农业领域的运用。（3）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形式。经典作家重在强调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即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当代学者重在论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即劳动力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等。显然，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是因为这些观点都能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抽象概括中找到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市场化的推进已经开启了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权属安排、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进程。在分析与理解当下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农政转型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理论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把握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生产过程商品化、半无产阶级化、农村阶层分化、土地商品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农业资本积累等现象与问题上具有显著的敏感性与深刻的阐释力。显然，每一种理论因其特定的诞生背景与研究旨趣必有其解释限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不例外。在此乡村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更全面地阐释和建构中国农政变迁的特殊现实和特殊理论，农村社会研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均有所把握。在其他四大理论中，实体主义主要关注发展进程中的民生和生存元素以及农民群体与乡村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要素的作用并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生计框架倡导立足于自身优势和可及资源的多元生计创新实践，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倡导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视等。

中国的农政结构形态多样、变迁复杂，且仍处在动态调试的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进行部署，并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行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这五大阐释农政变迁的经典理论都可以对其中的某一形态或某一形态的某一侧面进行理论阐释。例如，实体主义对小农农业生产的独特性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可以为探索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及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等提供理论参考，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可以对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等提供理论阐释，不一而足。但是，这五大理论虽源自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却无一源自中国的农政实践，因此难以全面解释中国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对中国农政转型与变迁的研究，应整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结合中国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农情和民情，借鉴其他理论的某些元素或观点，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责任编辑：林叶

图片来自网络：nongjx.com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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